我们不是大师,但大师肯定有过和我们类似的成长历程,就像每个人都曾年轻过一样!在艺术的星空中,也许我们并不耀眼,但至少有自己的光亮。我们决不做一时灿烂的流星!
 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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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人买古董屡出令人咋舌的天价
更新时间:2012-8-22     点击次数:23026

来源:中华古玩网  
 
      哐!底座闷哼一声,本次春拍首个一锤子买卖在贵州达成。付清26万后,某先生喜笑颜开地接过了第一件战利品—一瓶1966年产的贵州茅台。
  如果仅仅从上个月许多针对性很强的报道来看,本次春拍不失为成千上万场“喜创新高”的拍卖会中的一员。实际上,精品仍是琳琅满目,让人目不暇接:北京荣宝,一上来就抖出了齐白石的《荷塘春秋》和张大千的《玉簪花》—两位泰斗之作品,对于每场拍卖会来说,已经是赵本山、宋祖英之于春晚一样不可或缺。至于同场同时推出的清雍正仿官釉弦纹双贯耳方瓶,对许多行内人士,更是如雷贯耳;国际巨头苏富比(微博)则在2012春拍上准备了齐白石的《溪桥柳岸、海棠秀石》《云龙图》《璎珞长垂》《秋色》;佳士得有曾梵志的《飞翔油彩》、赵无极的《仰卧的裸女》、林风眠的《纨扇仕女》、掐丝珐琅太平有象一对、乾隆的粉青釉刻博古纹尊(六字篆书款)。说到瓷器,当然,谁能忘记苏富比北京春拍预展上,那三件估价都达到八千万的北宋汝窑天青釉葵花洗、明永乐青花荔枝绶鸟图大盘和明宣德青花暗花海水游龙图高足碗呢?
  不过,尽管仍有大量精品压阵,但不能否认,本次春拍在开始之前,可谓是颓势尽显。2011年春拍,10家大型拍卖公司单件拍品成交额逾百万元的达5700余件,较2010年增加2000多件。然而就如同第一只无人接手的股票总是在人们最疯狂时出现一样,2011年秋拍创下近三年来最低的成交率,人们立刻怀疑是否市场的拐点已经到来。一个非常显著的凶兆就是,今年拍品的征集难度明显加大。最近几大艺术论坛和北京狂轰滥炸的征集拍品广告背后,隐藏着深刻的恐惧:随着去年秋拍市场的惨淡收尾,许多拍品流拍,或成交价不够理想,很多藏家已经产生了悲观的预期。
  没有什么比数据更有说服力了—2011年4月,苏富比的春拍征集到的3600件拍品总估价超过24亿港元,最后以34.9亿港元成交。然而近日,香港苏富比连续举办拍品预展,争取今年4月春拍的“开门红”,但2900余件总估价约18亿港元的拍品,还是让人感到这一拍卖巨擘已经有些揭不开锅了。
  同时,似乎是刻意为了让疲软的艺术品市场难堪—茅台、龙井之类的“实用性奢侈品”(实际上,“实用性”奢侈品是一个伪命题,因为奢侈的本质,就是“无实用性”,两亿元买一架飞机永远没有两千元买一桶矿泉水来得奢侈,尽管后者可能会遭到非议。顺便一提,这也是那些富豪们能够在买下飞机时表现出各种抠门,却在齐白石、杰夫昆斯上随随便便就扔上亿元的道理),在春拍开始时,显得异常强势—不仅价格相当可观,而且成交率普遍在80%以上。
  实际上,茅台受资本市场追捧不是什么新鲜事情,2011年,贵阳共举办6场陈年茅台专场拍卖会,共拍出各类陈年茅台655个标的共计1312瓶,实现拍卖成交额4072万元。然而,就算在去年下半年秋拍已降,酒拍卖市场渐趋理性的转折时期,贵阳拍卖会平均成交率仍高达85%。1990至2000年出产的茅台,拍卖市场价格已经比当年市场零售价平均高出10倍,成交多在3000至1万元。而1950至1980年期间的茅台,则要比当年的零售价飙升近百倍。
  在国有的卵翼体制下,许多普普通通的商品都带上了暧昧可疑的“收藏价值”,其实这并不奇怪,在它身上花钱的人不心疼,它的价钱就下不来。
  然而,非常有趣的是,拍卖市场又给了人们一记重重的耳光,先是多家媒体一致认为欧美金融市场的不景气,尤其是欧元区接连不断的危机,海外市场理应是哀鸿遍野。谁知,不论是在纽约还是伦敦,成交额从2011年中期就一直在稳健增长,分别直逼历史最高成交额,吓掉了《纽约书评》杂志编辑的下巴。今年年初至今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近10%的增长,使得艺术品市场回到2008年危机前的高度,更是让那些叼着烟斗的艺评家大跌眼镜。
  3月24日,在普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,中国嘉德(微博)29期嘉德四季拍卖会(春拍)开槌。众多前几日没来得及观看预展的买家,挤在书画提货处看货之后进拍卖场举牌拍货,拥挤程度犹若菜场,现场气氛热烈爆棚。傅抱石《高山流水图》以425.5万元高价成交,黄宾虹《秋山重冈图》276万元成交,齐白石《大吉图》与范曾《蒲松龄写照》均以195.5万元成交,而李可染的《牧牛图》最终以89.7万元成交。最让人惊奇的是估价80万元至120万元的黄胄的八开《人物册》,出场时现场出现了40多次叫价(这个数量属于四季拍卖中相当高的,据嘉德工作人员透露)。最终,《人物册》也以724.5万元成交,摘得头筹。
  如果要给“夸张”这一修辞手法找个范例的话,去年便是这样的年份。根据Artprice相关数据,2011年,张大千与齐白石的作品拍卖总额达到世界排名第一与第二,安迪沃霍排名第三,毕加索退居第四,前十名中还有徐悲鸿、吴冠中、傅抱石、李可染,六位中国艺术家占尽世界艺术市场品拍卖排名的风头,让人无法不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刮目相看。而继法国艺术品信息公司Artprice去年3月授予中国艺术品市场第一桂冠后,TEFAF欧洲艺术基金会最新发布数据指出,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首次超越美国,成为全球第一。并且,仅仅一个月时间,包括欧洲艺术基金会在内,相继有5家国内外统计机构发布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数据报告,欧洲艺术基金市场研究报告阐述了以下主要内容:
  2011年,中国以占全球艺术品拍卖和销售总额30%的成绩首次超越美国,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与古董市场。
  美国占全球份额29%,比去年下降了五个百分点。欧盟27个国家所占总份额为34%,下降了三个百分点。在欧盟国家中,最大的市场仍是英国,占全球22%,第二为法国,占6%,两国的世界排名不变。
  中国的艺术品和古董拍卖市场是全世界最具上升动力的市场,2010年激增177%,2011年又继续上升了64%。
  尽管由于统计口径的区别,几份报表上具体数值上有所出入,但是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正处于全世界文物艺术品交易的风口浪尖,是一个无法遮掩的事实。
  然而,随着玉凳、金缕玉衣等事件的爆发,高速疾驰的列车上开始冒出令人担忧的一缕青烟。首先,是数字和规模上的水分—这水分主要的原因是内地企业的竞争习惯较差,喝着体制的母奶,习惯了在数据的提供和操作上含糊不清。另外一方面,还可能有外国机构自身的因素,许多统计机构并不具有权威性,操作也并不严谨,却被一惊一乍的国人放大。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某国外知名文物艺术品统计机构,曾经向其发送过一份他们统计的全球前30强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。但这份名单让他大吃一惊,上榜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企业多达16家,其中有多家企业竟然是国内二三流企业,有的企业名字自己还闻所未闻。“二三流中国企业都能进入全球前30强,这也太不靠谱了吧?”该人士随即致电对方,向其提供国内多家知名拍卖公司的资料和相关统计数据。此国外统计机构才“恍然大悟”,表示万分感谢。
  其次,是艺术品价值上的水分,众所周知,如今在内地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保利、嘉德等拍卖行,发迹之路与如今以百度为首的绝大多数国内巨头如出一辙,它们早年沾了体制的便宜,在跟苏富比、佳士得隔绝竞争十余年,把内地市场吃干啃净了,才有了今天的一席之地。但,中国的月亮不好看,不代表着外国的月亮就能圆一点,实际上,2000年,佳士得与另一家主要拍卖行苏富比也爆出过合伙操纵佣金价格丑闻。佳士得前主席坦南特与苏富比前主席陶布曼订立协议,规定不论卖主找上苏富比或佳士得均抽取不容议价的佣金。最终,佳士得因与美国联邦调查局配合而免于起诉,大量苏富比高管最终被开除,陶布曼甚至服刑一年。
  纵观如今的艺术品热,很难让人相信没有拍卖行本身背后的炒作。就拿张大千和齐白石这两位目前艺术品市场上最“贵”的中国绘画大师来说吧,上届纽约亚洲艺术周上,他们二人大受追捧,齐白石的一幅水墨画《松鹰图》,苏富比的估价是120万到150万美元。不过,司徒河伟认为,中国收藏家一旦入场,价格就会攀高。佳士得国际事务亚洲艺术总监维赫也表示,富裕的中国人怀着爱国情结,往往开出令人咋舌的天价。他指出,中国买家尤其对历代皇朝的传统艺术品有莫大兴趣。的确,外国人非常看好中国古代艺术品市场,但是还有更多的状况是国际大拍卖公司在“忽悠”中国人进场,一个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毕加索的作品。西班牙人入场的很少,杰夫昆斯的作品,欧洲各国都有巨头感兴趣,梵高、莫奈、高更的作品,更是全世界艺术爱好者的梦中之物。然而看看如今齐白石、李可染、张大千,还有清朝瓷瓶这些东西,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上,有几个外国人在举牌?不夸张地说,超过一半的都是中国的买家在那里“血拼”,事后还沾沾自喜。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认为这两大拍卖行有和统计机构串联“炒作”中国艺术品的嫌疑。
  事实上,中国的拍卖会景象,结果令人吃惊,过程却乏味得可怕—在中国人的拍卖竞争中,越是成交额令人震撼的拍卖会,通常情况下,拍卖会就越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。大多数场次的内容是这样的:几位超级激动的嘉宾,在耀眼的灯光下,不断地冲击洗刷我们这些平常人的认知。不夸张地说,一切都是数字,人们在抛数字,人们在喂数字,人们在咽数字,回答关于数字的问题,有时甚至只是对着数字指指点点,然后开怀一笑,宛若他们刚刚发现数字这一有趣的东西。就好像一场冗长的大会,无论场面何其绚丽,它与你无关这一点总会令人觉得无聊,但那些看似无关的决议背后的意味却又让你后背发冷,忍不住多看几眼。
  在玄之又玄的拍卖场越来越不透明可信的情况下,艺术品金融化、份额化,无疑是一个分摊风险和收益,提升趋势透明度、减轻震荡的重要途径。在为艺术市场打入一桶新鲜血液的同时,金融产业的发展也需要这样一条新的途径。相关机构数据显示,截至2011年底,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相关基金数量已达100余项,已披露募集资金总量超过1300亿元人民币(股权投资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)。
  然而金融机构介入艺术领域,主要从事的是艺术品融资、艺术品信托、艺术基金几方面的工作,这些本质上只是把艺术品作为抵押品和代偿物。这些零散的产品级的合作,无益于艺术品本身价值被人们所认知,因为它们无法体现“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”的独特之处,“在社会漫长演进中,被挤压出来的,煤一样的艺术品”,有其不可取代的“源价值”。与其发展乏力形成有趣呼应的是,这个产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像它们的名字一般,“山寨”得让人看不到希望—以文化类企业上市集中的深圳市场为例,传播文化成分指数今年2月份市盈率接近36倍,比深圳300指数17倍的市盈率高出100%。
  然而,艺术品份额化、上市化,这些能体现民族艺术素养实质内容的项目,却一直进展缓慢,不尽人意。的确,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,是以每个人自发地参与为基础,文化的健康发展,不能单靠“引导”“整治”“改革”。正如日本友人加藤嘉一所质疑的,前阵子提“文化改革”,“文化”是怎么个“改革”法?文化不应该是自发形成的东西吗?
  难道一切不会结束?还是说,一切还没有开始?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,都不是一个让人笑得出来的情形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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